文物简介

　　

　　1990年出土于悬泉置遗址。竹简一枚（简号Ⅱ90DXT0111③:4），该简上下均有残断，下部残缺较多长，简长14.3厘米，宽1厘米，厚0.25厘米，竹子材质。该简单面书写，简文内容是汉代通行的儒家典籍《论语·宪问》篇内容。竹简文字为规整的隶书，版面舒朗，书法遒劲有力，具有着汉隶“八分”独特的书法艺术特色。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　　

　　　

　　阅“牍”延伸
　　

　　半部《论语》治天下

　　

　　《论语》是一部以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为主要内容的专书，今天通行的版本共二十篇，分别是：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每篇分若干章，章数不等。篇与篇或章与章之间，在内容上并没有顺序和关联，因此《论语》一书是记载孔子和弟子言行的片段合集。但这丝毫不影响《论语》的价值内涵，《论语》直观的反映了孔子及儒家论修养、论为学、论从政、论哲学等方面的内容。书中对孔子其人生平和思想学说的叙述，为后代人认识和研究孔子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可以说后代学者对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建构绝大多数导源于《论语》这部书。

　　

　　

　　宋嘉定十年当涂郡斋刻嘉熙四年淳祐八年十二年递修本《四书章句集注》书影|图源《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

　　

　　《论语》这部书成书于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之时，大约在战国早期就已经成书并开始流传。迟至汉代，由于儒学确立了经学正统地位，《论语》在此时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被汉代学者赵岐誉为“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足见《论语》在汉代学者心目中的重要性和神圣性。《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可见《论语》一书就是由弟子记载编纂而成，由于弟子各自记载的不同，《论语》在汉代有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三种版本，其中齐《论语》差异较大，在二十篇基础上多出了《问王》和《知道》两篇。汉代人对《论语》的称呼与今人不同，汉代人一般以“论”、“语”、“传”、“记”来指称。西汉至东汉，传承《论语》的学者相沿不绝。汉文帝刘恒“欲广游学之路”，曾设立《论语》博士。汉武帝时期，开始表彰六经，不再设置《论语》博士，但是仍有博士孔安国为其书作《传》。西汉后期，“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等，都是传承《论语》的知名人物，而安昌侯张禹更是“以传《论语》授成帝”名噪一时。东汉时期为《论语》做注解、章句的学者至少不下十家之多。

　　

　　我馆所藏的这一枚竹简正是《论语·宪问》第七章：“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首先，这一枚竹简的发现证明了，两千年后的我们所诵读的《论语·宪问》第七章与汉代人无异。我国典籍流传源远流长，经过两千多年岁月的磨砺，我们依旧阅读着原汁原味的先贤著作。其次，对比这两句话就会发现，竹简中只有“爱之，能勿劳乎”一句，而且还有“《传》不云乎”“其著以□”这两句并不属于《论语》这一句的话语。从“《传》不云乎”我们可以知道《论语》在汉代通行的名称就是《传》，再结合“其著以□”这一句来看，这一枚竹简并不单纯是《论语》文本，实际上更像是对《论语》的注解或者章句，是建立在《论语》文本上的阐释著作。可以推测“其著以□”后面就应该是，对儒家学说“爱”和“忠”的进一步阐发。在汉代人的思想世界中“忠、爱、情”等概念非常重要，每个人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思想的底色必然受到儒家思想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在我馆保藏的刻有“忠”“情”二字的木质文物中亦可窥见。

　　

　　

　　刻有“忠”“情”的木质文物|图源甘肃简牍博物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