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想，也觉得只有这样才可能回大陆，离家大半年，与家里失去联系，我想家呀。

　　就这样，我在张丹秋介绍下，于1950年1月3日，在台北广州路警察总局口试。

　　10天之后，我接到“录取通知”。头脑清醒了一些，我前思后想，不知是福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索性豁出一条命，钻进了台北“石牌训练班”。

　　这是个训练特务的地方，是蒋经国的“试验田”，受“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直接领导，蒋经国是主任。

　　训练班的地址就在台北石牌。有人带着我，从唭哩岸小学的一个小边门秘密进去。进了班，学员之间互不知晓真实姓名，只有一个编号。

　　训练班有三期学员，第一期是培训干部，我们的队长、副队长、教务组长、训导组长，全是第一期学员。第二期是文化宣传班，张丹秋就是二期学员。第三期，是游击队干部训练班，我就是这个“游干班”学员。

　　这期“游干班”30人，加上爆破班15人，共45人。学习内容以理论为主，擒拿、爆破、战略战术，都学了点皮毛。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灌输”，要把我们这些人训练成无血无肉的“玩命之徒”，到时潜入大陆，为他们窃取情报，以便“反攻”。

　　离台前我留了个心眼，没想到救了我的小命

　　3个月的训练结束了。爆破班的15名加上“游干班”的10名，集体派遣，从当时未解放的浙东沿海地区舟山群岛和一江山岛强行登陆。剩下的单独派遣，或小组派遣。我属于小组派遣。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有位好友，叫蒋君毅，他的名字也上了“学联的黑名单”。只因出发那天匆匆忙忙，他没有赶上轮船，后来留在交大，倒也相安无事。他通过香港同学，给我转来几封信，劝我回大陆工作。

　　训练班潘组长一直训导我们，要创造条件，主动回去，站稳脚跟。征得“组织”同意，我经香港转给蒋君毅一封信，他热情洋溢，欢迎我返沪。

　　在返回大陆之前，我也留了个心眼，就是想找找张丹秋的蛛丝马迹。这样到了大陆，彼此也有个照应，否则你是什么人，身份怎样，谁能证明呢？

　　从同学处查到，张丹秋曾说过，“回大陆后，到天津找未婚妻”———他未婚妻是女子中学教师，未来岳父是天津面粉厂的私方经理。

　　谁知道几年以后，离台前留心的这样一条线索，真的救了我的小命。

　　1950年4月底，我和同期学员朱懋德、蒋伟然，编成一个小组，朱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蒋是书记，我们由台湾到澳门，再从香港中转。

　　虽然是同一小组，但我们3个人不横向联系，都是单线向香港站———英皇大道雪厂街的李忠兴联系。这是纪律。

　　5月，我踏上了“玩命”征途，从台湾向澳门进发。我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在二万吨级英皇号油轮上，我不敢正眼瞧别人，甚至连甲板都不敢上，只能躲在阴暗角落里。

　　打开随身的皮箱，看到里面有配发的A、B、C三种写密信的药水，我拿出来，全丢进了大海。我自欺欺人地自语：“去你的吧，我是清白的。”

　　我真是太天真了。

　　我们一见钟情，但决定坦白交待后，就断了跟她的联系

　　5月17日，我抵达上海。

　　蒋君毅是惟一知道我从台湾回来的，但他什么都不问，只介绍我参加了徐汇区“海光业余学习班”。

　　我在这个班上，喜欢上了一个姑娘。

　　她叫何明玑，22岁，是湖南军阀何键三姨太的女儿，家住在上海愚园路。她外语好得不得了，我们经常在一起，用英语交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见钟情了。

　　那时，上海的兰心大剧院经常演话剧，我请她去看。看完演出，我送她回家。叫来一辆黄包车，6月，天已经热了，她穿着短旗袍，手臂大腿都露在外，若挤在一辆黄包车上，必然要亲密接触。何明玑把自己往一边移，“来来来，坐一起嘛！”我还是又叫了一辆，两个车，一前一后地回去了。真的很纯洁。

　　何明玑是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上不了大学。这年6月中旬，西北军区64军速成中学到上海来招收教师。几乎同时，东北银行专科学校也来上海招收学生。我两处都报了名，经过考试，两处都录取了。何明玑也两处都录取了。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