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从？何明玑让我选择，“你去哪，我就去哪。”

　　我当然是希望两个人能在一起。可是，不行啊！

　　我是大学生，不可能再去读书了，可对何明玑来说，去银专是最好的选择。我劝她，她不听，死活要和我在一起。

　　我怎么能说我是特务呢？是台湾潜入的敌人呢？我这个戴着面具的人，怎么配拥有这样美好的爱情！我更不忍心让一个善良的少女，卷到可怕的政治斗争中。

　　我去了愚园路何明玑家，跟她姆妈说：“伯母，我来跟你商量个事……女孩子，上银行学校，以后到银行工作，很好的……”

　　何明玑哭得稀里哗啦。

　　后来我就走了。跟何明玑一个当面的告别都没有。

　　我去了西北，起先我们还经常写信。后来当我决定要坦白交待后，就坚决断了跟她的联系。

　　她有没有恨过我，我不知道。40多年后见面时，何明玑没有提起，我也没有再问。

　　上海堂兄转来一封信，“舅舅”大力称赞我这个“外甥”

　　64军速成中学在离宝鸡15华里的陈家村。学员都是20来岁的排连干部。到部队第一件事，我就用糖水密写了一封信，报告香港联络点，说明我已到达速成中学。

　　药水早被我扔到海里了。糖水、牛奶都可以写密信，干了以后字迹消失，上头再写平常的家信：“舅舅你好……”收到信放在火上一烤，隐掉的字迹又会冒出来。

　　当时双方的谍报工作非常复杂严密，我至少要让“组织”信任我啊。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我在天上看到燕子式飞机，也凭主观推断，说是东北制造的，作为情报汇报过去。

　　这样做，还有个原因是想要些钱。一个月300万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300块，寄到上海堂兄那里。两个月后，上海堂兄转来一封信，是香港站的，“舅舅”大力称赞和鼓励我这个“外甥”。

　　我接信后，天天晚上做噩梦。那时阶级斗争非常严酷，我开始还梦想着，对台湾藕断丝连，在大陆长期隐伏，可1950年底，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国民党败逃台湾后，留下来的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分子，通通被消灭。

　　我命大啊！如果不是我坦白交待得早，再给我10条命，都早没了！

　　我庆幸自己早交待了一步，否则，生的就是他，死的就是我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来势很猛。我被吸收为打虎队成员，任务是每天早晨向贪污分子攻心喊话。

　　有个生动的事例：我们64军军长在全国解放以后，回了一趟江西老家，就因为来回坐了飞机，现在要算他的浪费账。军长这时还在朝鲜战场上呢，也被扣上帽子，白天指挥打仗，晚上接受批斗，跟了他十多年的贴身警卫员也被勒令离开，军长连打水、扫地都要自己动手。

　　我联想到自己，还能苟活多久呢？总有一天会被揪出来，下场只有死！不行，我不能去死。

　　经过深思熟虑，我向同房间的邹指导员说：“指导员，有空吗？我想谈个问题。”

　　“是不是团里的事？暂搁一搁。”搞运动，指导员忙得连吃饭都顾不上。

　　我一夜没睡着，第二天精神恍惚，熬到晚上又找指导员：“我有问题要交待。”

　　“怪了，刚参军不久，难道就贪污不成？”

　　“不，我是派遣特务！”

　　指导员吓了一大跳。不过他到底是指导员，拉了一张椅子，强作镇定地说：“坐下，慢慢说，不要激动。”

　　我是坦白交待了，可“石牌训练”的事谁来证实呢？张丹秋，这时就成了我的竞争对手，这是在生与死之间的赛跑。

　　我对指导员表示，我已暴露，当务之急是抓人。

　　凭着离台前获知的张丹秋那一点点线索，能抓到他吗？那么大的天津，无详细地址，怎么找？我也很担心。万一抓不到张丹秋，我就死无对证，下场如何也就难说了。

　　但我坚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这根“针”是可以捞到的。

　　果然，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人民日报》第三版上，有一个醒目的直标题。正题是“张海棠就地正法”，副题是“披着人民教师外衣的特务分子”！

　　我的眼珠一下子盯在上面，“本报天津讯，张海棠又名张丹秋……”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