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年，广州成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之后，广州洋货消费的流行开始远胜内地。

　　晚清的广州，消费洋货更成寻常事，五花八门的洋货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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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货：

　　从奢侈品变为寻常物

　　从乾隆22年（1757年）开始，广州成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之后的80余年，一口通商造就了广州商业的畸形繁荣。

　　十三行制度，是清代垄断贸易的结果，十三行就是洋货行，它是当时中国中外商品最集中的地方，商业贸易造就了伍秉鉴、潘仕成等拥有千万以上家资的富商巨贾。

　　在十三行里，当时西方国家生产的工业品和农副产品都可见到，如钟表、人参、毛呢、羽纱等，但洋货价格高昂，消费得起的人不多。以绒布为例，1823年，广州市场上，进口的长厄尔绒每匹价格为6.7两、华丽绒每匹价格为9两、羽纱绒每匹价格为23两，其价格高出当时土布的数倍以上，所以，土布虽然不太漂亮，但更适合人们穿着。所以，在十三行时期，洋货通常是奢侈品的代称，主要消费对象是皇家、官府和富商。

　　从英国人威廉·C·亨特著述的《广州“番鬼”录》和《旧中国杂记》中，我们就可以见到许多洋货的身影，对行商潘仕成的乡间别墅记述就是典型例子：

　　“大门则用暹罗柚木做的，房屋的布局令人想起庞培（古罗马统帅）的房子，地板是大理石的，房子里也装饰着大理石的圆柱，或是镶嵌着珍珠母、金银和宝石的檀木圆柱。极高大的镜子用名贵的木料做成，和其他家具一样漆着日本的油漆，天鹅绒或丝质的地毯装点着一个个房间。”

　　在亨特的描述中，这位富商的消费中，已经带有中西合璧的特点，日本的油漆、暹罗的柚木和西方的丝绒品在他的别墅里巧妙地运用在一起。在当时，即使是富裕的清朝皇室成员，也未必能够拥有如此洋气的住宅。

　　虽然洋货只有行商和富裕人家才消费得起，但作为一种时尚，其消费示范作用非常明显。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广州洋货消费的流行和传播，远远胜于内地城市。

　　鸦片战争后，广州对外通商的绝对优势逐渐失落，上海、香港两地迅速崛起，并逐步取代了广州的龙头位置。

　　由于毗邻香港，近代资本主义的新事物、新观点传入香港后，很快便被广州人感知，经过香港的“一传”，形成一条西学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渠道。所以晚清广州仍然是传播西方文明，形成消费风尚，引领消费潮流的南方大都会，也是洋货消费方面最为前卫的城市之一。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洋货开始在民间流行。据《粤海关十年报告》记载：1881年，有21个进口品种的货值超过10万海关两，包括米、棉纱和棉线、棉织品、药品、玉石、毛织品、人参、金属、烟草、蜡、朱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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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面粉：

　　广州市民的主粮

　　煤油作为照明的燃料，在19世纪80年代后，已被广州居民普遍地使用。当时的进口煤油价格大约每斤4.5分，价格低廉，比起蜡烛来，煤油灯的亮度是其数倍，在一些公共场所，如剧院、酒楼等，燃气灯的使用较为普遍。

　　1888年广州街头开始用上电灯，这距爱迪生发明电灯仅仅9年。张之洞首先在总督衙门安装了一百盏电灯，张之洞认为“电灯除了照明外，另一优点即可减少火灾。”并鼓励华侨资本家黄秉常在广州设立电灯公司，到1990年广州40条街道店铺和公共场所已经使用着700盏电灯。

　　务实求新的广州人很懂得电灯的好处，当时的一则广告写道：“电灯便宜，在狭窄的街道上牵电线的困难已经克服……电灯每月收费，十六支光灯一元六角，十支光灯一元，如用电表，每安培时一分半。”

　　洋毛巾开始普遍使用，并淘汰了国产品，几种较大的毛巾还被广泛用来做内衣。火柴也成为寻常消费品，甚至在广东最边远的地区也可见到。

　　洋米从18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在广州居民的粮食消费中占有相当比重，洋米对稳定广州粮食价格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甚至在年成较好时，输入的洋米也较多，足以充分维持对市场的供应，以致粮价很少波动，让最贫穷的人也可以购买。

　　19世纪80年代后，广州居民的洋米消费量进一步加大。据记载：“洋米几乎全部为广东省所购，而且是通过九龙关进口的。广东省能够为购买粮食付出11500000两白银，但并未传闻任何特殊的荒歉，也没有任何灾情的象徵引起外界的注意，这就说明广东省的富源是可惊的。”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