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洋布的消费已经由购买布料转向洋服装。据1906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称：

　　“那些毛织品和棉毛混纺织物用于缝制时下流行的仿洋式服装。据称全城新开了100家裁缝店，主要缝制军服和校服……西式小帽、大帽及手套，亦大有加增，因本口华人喜用之故，盖男子约计有75%，均喜于冬令戴用西式小帽，惟多在入夜之时。”

　　各裁缝店以缝制西服作为吸引顾客的手段。如始兴公司在广告中声称：“本公司巧造中西各种服饰。”

　　西装成为时髦装束，史料记载：“省城近年竞尚维新，社会中人无论男女，均喜西装服饰，即棉线衫一项，亦销流甚广，计是年进口估价关平十三万四千两，其胡礼号卫生裤，最为时尚。”从洋布到洋西服的流行说明广州服饰消费对西方进口商品已经广泛接受。

　　在光绪末年，新式服装和西装作为西方文明的标志，在广州城内成为一种时尚。1906年广州出版的《赏奇画报》，在描述社会新闻时，许多人物都是身穿西装，其征订广告，就是画着一位身穿西装，带着西式小帽的先生，手拿着“赏奇画报出世”的旗子作宣传。

　　粤东烟草公司出品的伟人香烟，其封面上也画上一位扎领带穿西服的先生。

　　西装的消费，更多地体现在精神追求和社会地位区分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文明的一种认同，尽管对这种西式穿着的涵义并不一定了解，但是它对传统服饰的背叛，代表着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

　　7

　　推动民族工业

　　的兴起

　　在19世纪末，缝衣针、纽扣、搪瓷制品等洋日常用品已取代国产货，成为城市生活必需品，而留声机、电风扇、电话等新式电器，也进入广州的消费市场。到了20世纪初，水泥、香烟、日本煤、纸等洋货成为广州市民的日常消费品。

　　20世纪，广州一般商号都经营洋货，且品种大为增加。1903年，有名的尤蒲记商号经营土洋商品达到200多种，主要经营的品种有生丝、绸缎、夏布、呢布、毛巾、如意油、香水、面盆、牛油、牛奶、威士忌酒等。

　　洋货之所以能在晚清广州市场逐渐占据优势，主要原因是与其机器生产和相对低廉为前提的。

　　洋货的消费，一方面促使了自然经济解体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兴起，许多西方的先进工艺技术被引入国门。

　　例如，19世纪80年代后，广州的纺织工场看到外国纺织品颇受消费者欢迎，开始将视线转向外国的机器产品，模仿洋布和其他一些针织品。广州一家福荣裁缝店，采用缝纫机车制新款袜子，在90年代初，颇为时髦，其产品大受欢迎。其广告称：“本店专造新出车装定袜，袜丝线绣骨，其精雅与别家不同，且底如面样，并可反穿，价甚相宜。”

　　《海关报告汇集》称：“1910年，广州有织布厂十三家，巡警道又设工艺厂一所，系欲与外洋布相颉颃。”这种利用新式工艺与洋货竞争的意识，在当时成为广州工商界一种主导思想，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据羊城晚报